当我们还未从AI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回味过来时，却猛然发现：AI时代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，却将它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：生产力越解放，分配越失效；系统越智能，人的主体性越多余。这不是技术的失败，而是资本逻辑在自身极限处的自我瓦解。而黄昏之后，或许是另一种可能的黎明。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】

一个幽灵，一个右翼加速主义的幽灵，正在全球上空徘徊。

与大众熟知的硅谷左翼自由派不同，彼得·蒂尔、亚历山大·卡普、埃隆·马斯克、大卫·萨克斯、基思·拉博伊斯等一批支持特朗普的科技新贵，已经形成了一套极具特色的政治理念——这就是如今在欧美科技圈悄然盛行的右翼加速主义。而当这样的政治理念和硅谷掌握的资本、技术资源结合在一起时，就开始实实在在地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走向。

在右翼加速主义的幽灵之下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正在走向衰亡，而一个由技术寡头掌控的“科技君主国”正在来临。

一、加州意识形态及其矛盾

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硅谷信息技术的崛起，英国媒介理论家理查德·巴布鲁克与安迪·卡梅伦在1996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“加州意识形态”这一概念，将其定义为硅谷科技精英所秉持的、融合了反主流文化与新自由主义的混合思潮：

“这种意识形态是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与反主流文化（本身根植于政治激进主义的沃土）与加州新企业家对自由市场原则的热情拥护相结合的产物。”

在新左翼运动中幻灭的“中产阶级孩子们”，试图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延续自己的反权威和个人自由理想。彼时的加州与硅谷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反权威与技术至上氛围。

互联网的兴起被视为一场颠覆性的革命，硅谷的互联网企业们，无论是早期的雅虎、网景，还是后来的谷歌、亚马逊，都以“初创企业”的姿态登场，被赋予了“反叛者”的标签。它们宣称，技术是中性的、普惠的，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质，将打破传统行业的垄断、瓦解官僚体系的僵化、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，让信息自由流动，让个体摆脱各类权威的束缚。

在这种叙事里，软件是连接个体与世界的桥梁，自主个人通过与软件的不受限制的互动，就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、平等的信息获取权，甚至平等的权力参与权；传统的社会、政治、法律权力结构，似乎真的会在技术的浪潮中逐渐消亡。

《连线》（Wired）杂志在90年代社论中说：“互联网不是政府的工具，不是企业的财产，而是个体解放的技术。它将终结官僚制、瓦解民族国家、让权力回归每一个人。”

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，这些曾经的“反叛者”迅速成长为不受约束的垄断帝国。在2000年，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主要是一些石化、零售和金融集团；仅仅20年后，这些公司就被数字技术领域的高科技公司（苹果、微软、Alphabet、亚马逊、Meta等）所取代。硅谷巨头们凭借技术优势，垄断了数字领域的核心资源，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。

加州意识形态宣称技术将消解一切权威，将新生的互联网企业视为打破传统权力格局的“反叛者”。但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当这些互联网企业逐渐发展成横跨数字领域的垄断帝国后，他们反而成为了超越传统国家权力、不受约束的新型权威。

在加州意识形态畅想的数字乌托邦中，技术将抹平阶层差距，让每个人都能凭借才智实现成功，构建平等与自由的理想社会。但互联网垄断巨兽的崛起，反而进一步放大了社会分化。科技精英与资本所有者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，积累了巨额财富，形成了凌驾于普通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，而普通劳动者要么被技术替代，陷入失业困境，要么成为依附于平台的“零工”，被算法压榨、被资本盘剥，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性与尊严。

加州意识形态推崇点对点网络、分布式架构，将“去中心化”视为互联网技术的核心价值，认为这将打破集中式权力，实现个体的自主自治。但硅谷巨头构建的数字生态，却形成了另外一种高度中心化的垄断体系，所有用户、开发者都必须依附于巨头的平台，遵循巨头制定的规则，成为平台的“数字农奴”。

原本旨在解构权威与权力的技术构想，最终催生了更强大、更隐蔽的新型中心化权力，这种权力既不受民主程序的制约，也不受公共意志的监督。

科技巨头开始围绕特朗普转

二、黑暗启蒙运动与右翼加速主义

伴随着互联网企业的蜕变，加州意识形态走向了分裂。一部分演变为温和的技术乐观主义，另一部分则被右翼力量吸纳、改造，最终催生了极具激进性的右翼加速主义。右翼加速主义思潮彻底剥离了加州意识形态的乌托邦伪装，将其核心的“技术崇拜”“市场至上”理念推向极端，形成了一套反民主、反平等的激进思想体系。

2007-2008年，美国软件工程师柯蒂斯·雅文（笔名孟子·莫德布格）在其博客中发布了一系列长文，公开抨击美国的民主体制。雅文将西方民主国家定义为一个由学界、媒体、官僚、左翼意识形态构成的霸权权力复合体——“大教堂”.

“大教堂的神秘之处在于，现代世界所有合法且有声望的智识机构，尽管没有中央组织关联，行为上却宛如一个单一的组织架构。”在雅文看来，这一复合体以“民主、平等、多元文化”为教条，垄断话语权、抑制技术创新，最终导致西方文明衰落。

雅文公开抨击民主，认为“所谓民主，不过是一场骗局。它是进步主义的世俗宗教，而现代世界是一个由大教堂操控的封闭系统。”因此，他主张废除民主，而建立一种由科技精英与贵族以企业化治理模式统治社会，“国家应当像企业一样运营。民选政府低效、懦弱、腐败；而CEO式君主能以果断决策提升效率，引领文明复兴。”

2012年，尼克·兰德发表《黑暗启蒙》长文，正式将雅文等人提出的新反动思潮命名为“黑暗启蒙”。他宣称：“黑暗启蒙是一种宽泛思想趋势的称谓，它拒斥主流政治乐观主义、民主进步主义，以及现代自由社会的道德共识。”兰德明确承认雅文的奠基作用，称其“已将民主的病理诊断推进至无法回避的地步”，而自己的任务则是“将这一诊断接入技术—资本的真实动力”。

兰德彻底突破传统反启蒙主义（如保守主义、复古主义）的思想边界，拒绝单纯回归前现代秩序，而是将技术与资本置于理论核心，提出极具原创性的“技术-资本机器”论。在他看来，“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的经济制度，是来自未来的入侵——一个必须从敌人资源中自我组装的人工智能空间。”这一机器被兰德定义为自主、自足、自我增殖的非人主体，其唯一目的是无限扩张与自我强化，人类不过是它的“临时载体”与“过渡基质”，终将被超越、被抛弃。

在此基础上，兰德提出右翼加速主义的核心政治主张：加速技术与资本的无限制扩张，推动现有民主秩序与人文主义价值的自我崩溃。他尖锐批判民主是“根植于现代文明结构之中的恶性道德肿瘤”，批判人文主义是“文明毒药”，并指出进步启蒙运动与黑暗启蒙运动的根本差异在于：“进步启蒙看到政治理想之处，黑暗启蒙看到的是欲望。”他抨击民主制度本质上是“公地悲剧”的政治化，是资源从生产者向非生产者的系统性转移，最终必然导致社会腐败与文明全面堕落。因此，“民主‘解决方案’充其量只是可笑的”，唯一出路是放弃改良、拥抱崩溃。

兰德用极具末日感的语言描述加速的必然结果：“历史的弧线很长，但它通向僵尸末日——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加速这一进程。”他毫不掩饰对人类文明终结的预判，认为：“没有任何人类能走出近未来。”这一进程的终点，是后人类时代的威权新秩序，这个新秩序由科技寡头、算法治理、资本威权主导，民主、平等、人权等启蒙价值彻底消亡

兰德的《黑暗启蒙》一文标志着右翼加速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。它既继承了雅文对“大教堂”的批判，又将其升级为文明史层面的技术—资本宿命论，为硅谷科技寡头提供了反民主、反平等、推崇技术威权的核心逻辑，深刻影响了彼得・蒂尔等科技精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