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 | 猫叔

7月9日，第38届百花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。

王宝强、成龙、朱一龙、刘昊然、易烊千玺、梁家辉，六位最佳男主角候选人里，依旧没有沈腾。

沈腾主演的《飞驰人生3》和《抓娃娃》均有多个奖项入围，同剧组演员马丽、尹正、萨日娜、肖帛辰、黄景瑜等人也拿到了单项提名，唯独他本人被遗落在外。

这不是第一次，也大概率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
一个400亿票房创影史纪录的演员，影帝奖杯数为0，在主流奖项里始终像个局外人。

不是沈腾的问题，是“喜剧”的问题

每回沈腾落选，舆论场都会搬运同一组名字：周星驰在金像奖屡次陪跑，陈佩斯部部经典却从未染指主流奖项，金·凯瑞至今没碰过奥斯卡小金人，卓别林只拿到一座终身成就奖安慰出局。

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，指向一个跨文化、跨时代的共性：喜剧演员在主流评奖体系中天然自带一道隐形门槛。

中国主流电影奖项的评价体系里，始终存在一种隐性的“苦难度崇拜”。

评委更倾向于奖励那些展示苦难、压抑、崩溃的表演。嘶吼、沉默、落泪、崩溃，这样的表演更容易被识别为“有深度”。

而喜剧表演的核心技术，是毫秒级的节奏控制，包袱的藏与露，肢体语言的精准拿捏。沈腾站在那儿面无表情说一句台词，停顿半秒，全场轰笑。

悲剧演员哭给观众看，观众说“演得真好”；喜剧演员笑给观众看，观众说“他本来就这么搞笑”。这大概就是喜剧演员面临的永恒悖论。

“大众电影百花奖”代表了哪些“大众”？

百花奖的全名是“大众电影百花奖”，是中国唯一由‌观众投票‌产生的国家级电影奖项，被誉为中国电影的“观众奖”。但实际操作中，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经过筛选的101位大众评委手中。

这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撕裂，它既不是纯粹的专业评审奖，也不是真正的市场选择奖，卡在中间，两头不靠。

如果纯粹按市场逻辑，沈腾的400亿票房就是最好的“观众投票”，观众用真金白银投出的票。

如果纯粹按专业评审，那至少应该有一套可量化的表演评价标准。

但百花奖的现状是：先由评委议论筛选出提名池，再由“大众评委”在有限选项里投票。出现在投票池里的名字，已经经过了审美偏好的过滤。

结果是，一个标榜“大众”的奖项，选出的提名名单跟大众的实际选择产生了巨大偏差。

当77亿票房（沈腾本届两部影片合计）换不来一个提名，而票房远不及他的演员轻松入围时，大众只会有一个疑问：这个奖到底代表谁？

为什么王宝强可以入围，而沈腾不行？

有意思的是，沈腾落选，但同为喜剧演员的王宝强凭借《唐探1900》入围这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。

《唐探1900》是喜剧+推理+动作的混搭，而在中国主流奖项的评选语境里，这比“纯喜剧”更容易被接受。

而且王宝强饰演的阿鬼这个角色身上还叠加了华工历史、民族身份认同、文化隐喻等多重文本，它的“可解读空间”远大于一个纯粹的喜剧角色。

百花奖的评价体系本质上在传递一个信号：喜剧演员必须“超越喜剧”才能被认可。

王宝强入围，不是因为他证明了喜剧表演的价值，而是因为他证明了“我也能演正剧”。

换句话说，喜剧演员想拿奖，前提是让你的喜剧“不那么像喜剧”。

2024年，马丽凭借张艺谋执导的《第二十条》斩获第37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，她在台上喜极而泣，说“这是对所有喜剧人的肯定”。

但如果仔细拆解马丽的获奖路径，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她拿奖恰恰不是因为她在演喜剧。《第二十条》里马丽的角色有大量严肃戏份，是张艺谋“去喜剧化”调教后的产物。

马丽的百花奖不是喜剧演员的胜利，而是“去喜剧化”路线的胜利。

这套评奖逻辑本质上是在说：喜剧本身不够高级，喜剧演员必须证明自己“也能演正剧”才配被认可。

舆论习惯把沈腾的落选框定为“遗憾”“意难平”，可是当400亿票房和0座奖杯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到底是谁出了问题？是沈腾的表演不够好，还是评价体系不够全？一个标榜“大众选择”的奖项，如果连大众最认可的演员都无法提名，它的“大众性”还剩多少？

当中国电影市场已经高度类型化、商业化，奖项体系还在用20年前的审美框架筛选，这个体系还有多少公信力？

喜剧表演的技术含量，节奏、分寸、层次感，是否应该被纳入正式的表演评价维度，而不是被笼统归入“搞笑”？

沈腾本人在2022年百花奖0票后发了四个字——“哈哈哈哈”。

这个态度本身，也许就说明了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