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潮汕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近日在新加坡上映后获得热烈反响，也引发社会对华族方言、文化认同以及方言电影放映政策的讨论。

△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在新加坡上映后获得热烈反响。图为6月17日，导演蓝鸿春（左四）、演员李思潼（左三）与演员王彦桐（左二）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首映礼。(新华网图片）

方言电影放映须提出申请

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上映前，已受到本地观众高度关注。不过，当消息传出电影在本地院线主要以华语配音版公映，而非潮语原音版放映时，不少观众表示失望。对许多人而言，一部以方言、移民记忆和家族情感为核心的电影，若能保留原音，更能呈现作品的文化质感与情感力量。

△6月17日，人们在新加坡举行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首映礼上与电影海报合影。(新华网图片)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于2026年6月18日在新加坡正式上映。公开售票方面，嘉华院线最初安排八场潮语原音版放映，日期为6月18日至21日，门票于6月16日开售后两小时内售罄。随后，片商Clover Films与嘉华院线于6月19日宣布，在6月25日至29日额外加开八场潮语原音版放映，门票于6月22日下午3时开售后，再度迅速售罄。

随着观众反应持续热烈，片商与院线进一步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申请，希望增加更多潮语原音版场次。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也在6月22日发表文告，表示乐见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引发社会对华族方言和文化认同的更广泛讨论，并表示当局听到公众希望影院能更自由放映方言电影的呼声。在现行框架下，方言电影放映仍须提出申请，但当局将以更灵活的方式处理相关申请。6月25日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批准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再加映50场潮语原音版。

长期鼓励「多讲华语，少讲方言」

新加坡自1979年推行「讲华语运动」以来，长期鼓励华族社群「多讲华语，少讲方言」。当时的政策背景，是华人社群内部有福建话、潮州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、海南话等不同方言，各方言之间未必互通。政府希望以华语作为华族共同语言，既方便族群内部沟通，也配合双语教育政策，提升年轻一代的华语能力。

△新加坡自1979年推行「讲华语运动」以来，长期鼓励华族社群「多讲华语，少讲方言」。

所谓「方言禁令」并不是全面禁止私人生活中的方言使用，而主要体现在公共传播和大众媒体领域。从电视、电台到电影放映，方言内容长期受到限制。方言电影并非绝对不能放映，但院线公映通常需要个案申请和审批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一些方言电影在新加坡上映时，会出现华语配音版与方言原音特别场次之分。

方言已由强势变弱势

然而，今天的新加坡语言环境已和1970年代末、1980年代初大不相同。当年的政策担忧，是年轻华人过度依赖方言，影响华语学习；今天的情况却往往相反。许多年轻新加坡华人已经不会说方言，甚至华语能力也受到英语环境冲击。在不少家庭中，英语已成为主要沟通语言；祖父母一代仍会说方言，父母一代或许还能听懂一些，到了年轻一代，方言往往只剩下家庭称谓、零星词语或节庆记忆。

换言之，方言在今天的新加坡，已不再是华语的主要竞争者。它更像是一种正在流失的文化记忆。若继续以过去的方式限制方言，恐怕已不合时宜。

不能只把问题简化为「放」或「不放」

不过，若进一步放宽方言电影放映，也不能只把问题简化为「放」或「不放」。其中仍有几个需要审慎处理的新课题。

首先，是不同方言之间的比例失衡。新加坡华族社群有不同方言背景，但电影市场中最容易大量进入新加坡的方言片，未必能平均反映本地各方言群的文化构成。以市场供应来看，港产片长期以粤语为主，作品数量、明星知名度和发行网络都相对成熟；相比之下，潮语、福建话、海南话、客家话等电影的产量和商业能见度较低。若政策全面放开，院线基于票房考量，可能优先引进较有市场保证的粤语片。这样一来，「方言电影」的空间可能主要被粤语片占据，未必真正促进本地多元方言文化的均衡传承。

其次，是市场逻辑可能压过文化传承的初衷。支持放宽方言电影的人，重视的是方言所承载的家族记忆、移民历史和地方文化。但院线毕竟需要考虑票房，片商也会优先选择受众较大、宣传较容易、商业回报较高的作品。若缺乏配套设计，市场自然会保护最有票房能力的方言，而不是最需要被保存的方言。结果可能是娱乐性强、明星阵容大的商业片获得更多场次，而真正具有文化、历史或社群意义的小众方言作品，仍然难以被看见。

第三，是华语、方言与英语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平衡。政府过去限制方言，是为了巩固华语作为华族共同语言的地位。这个政策考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即使今天方言已不再强势，华语本身也面对英语环境的压力。若公共文化空间中出现越来越多方言内容，而华语内容本身缺乏吸引力，年轻一代可能更难建立稳定的华语使用习惯。问题不在于方言本身，而在于华语、方言和英语都在竞争年轻人有限的注意力和使用时间。

母语多样性需平衡各族

此外，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从来不只是华族内部问题，而是整个多元种族社会治理的一部分。新加坡有四大官方语言：英语、华语、马来语和淡米尔语。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策简化，因为每个族群内部其实都存在丰富的语言差异。若政府因文化传承理由，给予华族方言更多公共文化空间，也应同时思考其他族群内部的语言多样性如何被看见和支持。

△新加坡有四大官方语言：英语、华语、马来语和淡米尔语。

以印度族社群为例，淡米尔语是官方承认的印度族母语代表之一，但本地印度人也包括印地语、旁遮普语、马拉雅拉姆语、泰卢固语、孟加拉语、古吉拉特语等不同语言背景。这些语言未必面对与华族方言相同的政策限制，但它们同样承载著家庭记忆、宗教生活、移民历史和文化身份。若公共文化政策开始更重视「母语内部的多样性」，这种视野就不应只停留在华族社群之内。

因此，方言电影放映政策的调整，需要一套更清楚、更透明，也更有文化敏感度的框架。政府可以在不削弱华语作为华族共同语言地位的前提下，给予方言电影更多空间；同时，也可以透过字幕、场次安排、教育导读、文化节目和社群合作，让方言电影不只是商业娱乐，而成为理解家族、地方、移民和身份认同的文化资源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在新加坡引发的讨论，不应只被视为一部电影的放映风波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追求效率、统一和沟通便利之外，也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在家庭饭桌、组屋走廊、巴刹小贩摊和祖父母口中流动的声音。这些声音未必标准，却亲切；未必宏大，却构成了许多人对家的最初记忆。真正的挑战，不只是让方言重新被听见，而是如何在华语、方言、英语与其他族群语言之间，重新设计一种更公平、更细致，也更符合今日新加坡现实的文化政策。

文：明学文（坚料网驻新加坡特约撰稿人）

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，目前在新加坡从事教育与文化传播相关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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